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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被毛主席称赞为“好人”的开国元帅
http://www.verydaily.com 2019-09-20 非常日报
文章导读】建国前,他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徐向前元帅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着,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深厚的军事理论造诣。

  建国前,他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建国后,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林彪败逃后,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人如名,越是硬仗越向前

  徐向前是一位举世瞩目的将才,他戎马一生,战功卓着,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徐向前外表温文尔雅,头一次见面,不熟悉之人往往认为他有些腼腆木讷。实际上,徐向前的内心刚烈无比,他的军事指挥风格与其外表恰成鲜明对比。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艰苦战斗中,他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刚到鄂豫皖任副师长时,原师长已牺牲,部队也只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头一次带队上阵,敌人的机枪扫过来,没经验的战士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徐向前却站在那里岿然不动,就此在部队中树立起威信。

  每次战斗,徐向前总是冲锋在前,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是与徐向前的指挥风格分不开的。

  徐向前的这股硬劲,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根据解放军炮火不强、城坚难摧的情况,决定采用“土行孙战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当部队以土工作业逼近主城墙时,敌人用一切手段对此进行破坏。

  解放军共挖掘爆破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去被敌人破坏部分外,最后只有三条坑道能挖至城墙下,部队伤亡很大。关键时刻,徐向前号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他对部下说:“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

  总攻时,两条坑道内所装一万八千斤炸药同时点火,将厚厚的城墙炸开两个五十多米宽的口子,八纵二十三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被命名为“临汾旅”。此役为解放战争中最为典型的坑道爆破攻城战术。

  徐向前善于带兵,特别是能在短期内将素质较差的地方部队整训成劲旅。他到鄂豫皖才两年多,便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发展成有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将晋冀鲁豫地方部队集中起来,编成华北第一兵团。在攻克临汾后,徐向前又以6万之众横扫晋中,采取包抄围攻、灵活机动的战术,把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其中包括由日本人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收编了不少日本军人),头目元泉馨(起中文名原泉福)少将被击毙。这些鬼子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

  追击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拦上来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创造解放军历史上的18个第一

  红军时期,在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徐向前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生任职最高的也就是胡宗南,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陈庚当时是师长,林彪不过是军团长。

  徐向前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期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数他最年轻。

  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就是徐向前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当时徐向前虽只是参谋长,但是军长旷继勋当时初来乍到且水平不行,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主要都是依靠徐向前。

  徐向前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光辉范例。

  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向前以八万人对川军二十余万,最后击溃川军二十万,歼灭十万。

  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同一时期,彭德怀、林彪不过是个指挥一两万人的军团长,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兵,粟裕不过是一个军团参谋长。贺龙的二方面军人数及影响力都远不及徐向前的四方面军。聂荣臻是军团政委,罗荣桓只是军团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徐向前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徐向前第一次发明并成功实践。

  抗战中,徐向前指挥的响堂铺战斗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

  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期,徐向前是八路军中指挥的部队人数最多,地位最高的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军事主官(同时指挥山东、苏北、淮北各路共军,包括山东纵队和115师)。

  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

  晋中战役,徐向前用六万人一个月歼敌十万,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地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之一。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国民党军队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解放军兵力少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军约10万:国民党军队13万),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解放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

  徐向前用一年半的时间,用六万地方部队做本钱起家,全歼山西敌军近三十万。这种投入产出比、“资本收益率”,在解放战争中应该算是最高的。

  徐向前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是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军人。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人能破。

  徐向前在军中培养的门生弟子数量最多,他指挥过二野(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一野(陕甘宁联防军副司令)、四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过115师主力)、三野(指挥过山东纵队,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北野(18兵团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而且,他手下还出过一个李先念、一个胡耀邦,以及陈锡联,后来的秦基位(国防部长),刘华清(14届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

  临汾旅是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

  徐向前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经历最为丰富,长期屹立不倒的四朝元老,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许多老帅要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倒下,要不就是身体不行长期休养,只有徐向前一直都担任重要军职。

  两次十字路口的抉择

  徐向前元帅在他身经百战、戎马一生而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曾经遭遇过两次重大的十字路口让他抉择。一次是大革命末期危难之际首遇方向信仰大抉择,另一次则是艰险无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再遇路线队伍大抉择。那么,他是怎样明智果断地做出正确抉择的呢?

  大革命末期首遇方向信仰大抉择

  1925年8月,徐向前来到河南国民二军工作。一踏进国民二军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表面上这支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是徐向前这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此前,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1927年3月,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这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徐向前这样回忆这段往事:“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他豪迈地说:“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弥留之际,他嘱咐子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境界。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时候徐向前正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段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总感到压抑。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徐向前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能离开张国焘到中央工作。

  1935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徐向前,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1953年,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徐向前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是党中央对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褒奖

  不久后,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对于北上这一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9月1日,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在紧急关头,徐向前坚决果断地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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